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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依赖通过外部融资而换取快速增长,德国中小企业的负债率较低,它们的经营决策较少受到外部投资的影响,这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受到打击。但是,与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通货膨胀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状况不同的是,德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则相对比较平稳。

据德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为3.8万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了1.5%,但在2021年7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由负转正,同比增长9.4%。失业率曾从2020年1月的5.3%上升到2020年4月的6.1%,这是德国新冠肺炎疫情后失业率的最高点,此后失业率逐渐下降,2021年8月已经下降到5.5%。失业人数则从2020年4月的290多万人下降到2021年8月的246多万人,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使德国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新冠肺炎疫情后曾急速下挫,但随后在负值区域波动,从2021年1月开始逐渐好转,10月转正为0.3,当前德国消费者信心几乎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德国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低位徘徊,由于刺激经济措施和放松疫情管控等因素,通胀率最近稍有上升,在2021年8月达到了3.87%,预计2021年全年通胀率为3%,处在可控范围内。以上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德国经济运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仍表现出了良好的韧性。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逐渐成长为重要产业,但在德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比较高,在2018年为30%。中小企业是德国实体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德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6%,中小企业员工占德国工人数量的60%,而大企业仅占20%。

德国的中小企业多为家族控股的私有企业,只有少数是上市公司或由外部股东控股。在制造业中,家族经营的中小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小企业的经济表现更为突出,它们的经营决策往往着眼于长远稳定的发展目标,在决策过程中能保持比较高的独立性。由于不依赖通过外部融资而换取快速增长,德国中小企业的负债率较低,它们的经营决策较少受到外部投资的影响,这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反而更有活力。

另外,家族企业从经营战略上更注重产品的品质而非价格竞争。某些中小企业由于多年扎根某一特定市场,它们将某类产品做成了世界顶尖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高品质能获得丰厚利润。在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这些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突出,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恢复经营能力,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大,可分配利润相对较多,能够承受股价剧烈波动带来的压力,也能够减轻银行和信贷利息的压力。二是这些企业坚持不懈地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专注于某类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在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甚至拥有多项专利,产品的竞争力很强。三是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不少针对小众市场,产品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降低了因原材料价格上升或其他成本波动造成的压力。德国中小企业着眼于小众高利润市场的特点,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对它们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还有,德国中小企业高素质且稳定的员工队伍有利于其保持竞争优势。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系多年实施的结果是许多年轻人更愿意成为具有某种特长的技术工人,因而,德国能够为中小企业培养出高素质的员工。双元制教育这种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职业教育,使年轻人既能够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又能够提高实践技能,同时训练他们接受工作考验、承担责任的能力和团队精神,为德国中小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劳动力,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德国制造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保障。

再有,德国中小企业还对员工实施“友好型”的管理方式。德国中小企业员工规模相对较小,雇主对员工的管理比较细致周到,能够体察员工在工作中的劳动付出。有些中小企业还实施弹性工作制,员工的有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这自然有利于中小企业适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状态。这些灵活的员工管理方式使德国中小企业员工的忠诚度比较高,德国企业员工平均年流动率为7.3%,而中小企业员工的年流动率只有2.7%。员工的高忠诚度有利于中小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它使企业节省了因员工离职而产生的新员工招聘、筛选、培训成本。这使企业生产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从而使企业在德国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

德国是出口大国,比较稳定的对外贸易关系有利于其恢复经济。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由于德国采取相对稳定的外贸政策,德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顺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2020年德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为2610亿美元。德国的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度较高,多为围绕制造业的配套服务,例如,机械设备安装调试、维护保养、操作培训等售后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服务等。此外,德国中小企业的商品出口率为20%,根据德国波恩中小企业研究所的估计,45%的出口目的地在亚洲。良好的对外经贸关系有利于德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德国的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多年低于3%,这说明德国的贫富差距比较合理,财富分配比较均衡,在西方七国中贫富差距最小。

德国比较合理的贫富差距部分原因在于企业比较特殊的分配制度,这是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决策的制度,在分配过程中不会单独保护任何单一利益主体,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相对均衡分配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分配标准。因此,在德国的公司治理体系中,公司的债权人(银行)、企业股东、公司高管和工人等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都有代表参与决定公司的利益分配,他们都有决策权。这种制度经过多年的实施,逐渐形成了企业债权人、企业股东、公司高管、工人等利益主体都比较满意的分配结果,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合理,不会出现利益分配过度倾向于股东和公司高管的分配不平等状况。

此外,德国中小企业由于其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赢得世界各地的客户,它们即使散布在德国的各个角落,也不愁产品销售。这些企业中有许多位于相对偏远的地区,这种分布在客观上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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